外送茶促進會

  一、問題的起點：警民衝突情境下的「雙重懲罰」   在各種城市治理與治安行動中，警民衝突往往被描繪成「秩序對抗混亂」的二元敘事。然而，當衝突現場涉及性別、貧困、移動性勞動與地下經濟時，真正承受後果的，經常不是衝突中最具權力的那一方，而是夾在制度縫隙裡的人。定點茶工作者在這類場景中最常見的處境，是同時被視為「治安問題」與「道德問題」，甚至被當作衝突的「可處理對象」：可盤查、可驅離、可羞辱、可被迫配合，卻很少被視為具完整權利的公民。   所謂「雙重懲罰」，指的是定點茶工作者不僅可能遭遇直接的法律處分或行政處理，也可能在過程中承受一系列非正式、卻更長期更難修復的傷害：被公開身分、被迫脫衣檢查、被拍照錄影、被帶離工作地點導致失去收入、被迫與顧客或仲介同場對質、在恐嚇式問話下做出不利陳述，或在媒體與社群的放大鏡下被貼上污名。這些傷害不是「附帶損失」，而是執法流程若缺乏人權視角與創傷知情能力時，極容易產生的結構性結果。   因此，若要談「避免二次創傷」，重點不只是提醒個別警員更溫柔，而是要把問題拉回制度層級：流程怎麼設計、權力如何被監督、證據如何取得、陳述如何被保障、資訊如何被保密、跨機關如何協作，以及如何把當事人的安全與尊嚴視為執法品質的一部分。   二、二次創傷是怎麼發生的：從「程序」到「互動」的層層堆疊   二次創傷（ secondary trauma 或 re-traumatization ）常被誤解為「當事人太敏感」。但在警民衝突的高壓情境中，二次創傷往往來自具體可辨識的程序性要素，尤其是當定點茶工作者曾有暴力、剝削、家暴、性侵、童年創傷或移工壓迫經驗時，某些執法手段會直接觸發身體記憶與生理警報。   1. 不對等權力下的「命令式互動」   當警察以命令式語氣要求配合、要求交出手機、要求回答私密問題、要求立刻離開或蹲下，這種互動在一般人眼裡可能只是「公權力行使」，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卻可能喚起過往被控制、被威脅、被迫服從的經驗。尤其當現場人多、聲音大、動作急，當事人的大腦更容易進入「戰或逃」反應，導致語言能力下降、記憶片段化、答非所問，進一步又被解讀為「說謊」「不配合」，形成惡性循環。   2. 羞辱與污名的「象徵性...

  在許多制度設計裡，老年貧困不是「突然發生」的，而是年輕到中年一路累積的缺口，在退休後一次爆開。當某些工作長期被貼上「非正式」標籤，最直接的後果不是社會觀感，而是保險、退休、社會救助的門檻一層層把人擋在外面。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，這種排除往往更隱形：收入看似有現金流，但缺乏可被制度承認的投保身分、可追溯的勞動年資、可長期累積的退休權益，導致晚年面對疾病、失能、居住與照顧需求時，風險比一般勞工更集中、更難分散。換句話說，定點茶工作者的老年貧困風險，並非源於個人選擇的單一因素，而是制度把「不被承認的勞動」推向「不被保障的老年」。當定點茶工作者被排除在標準社會保險與退休安排之外，老年貧困就成為高度可預期的結局。   一、非正式化如何把勞動「從制度地圖上抹掉」   「非正式」最致命的地方，是它不只意味著缺少合約或工時紀錄，更意味著公共制度在資料、身分與權利上找不到你。許多社會保險制度依賴雇主申報、薪資紀錄、職業登記、稅務申報或工會／職業團體的認定。當定點茶工作者的勞動關係被迫處在灰色地帶，就容易出現三個斷裂：第一，工作身分難以被合法或公開地表述；第二，收入難以以「穩定、可驗證」形式被承認；第三，勞動風險（職災、暴力、健康損耗）難以被納入職業安全與保險理賠架構。這些斷裂讓定點茶工作者即使長期工作，也很難像一般受僱者那樣累積制度性權益。於是，勞動被「看不見」，老年保障也就跟著「不存在」。   更現實的是，當制度要求「證明你是誰、做什麼、賺多少」，對多數人是行政程序，對部分人卻是高度風險行為。對定點茶工作者來說，揭露意味著可能遭遇家人衝突、租屋歧視、警方查緝、孩子就學壓力、醫療汙名，甚至被勒索或被迫出櫃。這使得即便制度提供某些自願投保或自營作業者方案，定點茶工作者也未必敢使用；不是不需要，而是「成本太高」。當每一次登記都可能換來社會懲罰，理性的選擇往往是退出制度。結果是：短期換取安全，長期失去保障。   二、退休制度的缺口：沒有年資，就沒有未來的地板   老年所得保障通常靠「三支柱」：公共年金／社會保險、職業退休金／企業年金、以及個人儲蓄與家庭支持。問題在於，這三支柱對定點茶工作者常常同時失靈。首先，公共年金與勞保型制度多以受僱關係或可被認定的職業類別為基礎，缺乏可申報的雇主與薪資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