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送茶促進會

  一、問題的起點：警民衝突情境下的「雙重懲罰」   在各種城市治理與治安行動中，警民衝突往往被描繪成「秩序對抗混亂」的二元敘事。然而，當衝突現場涉及性別、貧困、移動性勞動與地下經濟時，真正承受後果的，經常不是衝突中最具權力的那一方，而是夾在制度縫隙裡的人。定點茶工作者在這類場景中最常見的處境，是同時被視為「治安問題」與「道德問題」，甚至被當作衝突的「可處理對象」：可盤查、可驅離、可羞辱、可被迫配合，卻很少被視為具完整權利的公民。   所謂「雙重懲罰」，指的是定點茶工作者不僅可能遭遇直接的法律處分或行政處理，也可能在過程中承受一系列非正式、卻更長期更難修復的傷害：被公開身分、被迫脫衣檢查、被拍照錄影、被帶離工作地點導致失去收入、被迫與顧客或仲介同場對質、在恐嚇式問話下做出不利陳述，或在媒體與社群的放大鏡下被貼上污名。這些傷害不是「附帶損失」，而是執法流程若缺乏人權視角與創傷知情能力時，極容易產生的結構性結果。   因此，若要談「避免二次創傷」，重點不只是提醒個別警員更溫柔，而是要把問題拉回制度層級：流程怎麼設計、權力如何被監督、證據如何取得、陳述如何被保障、資訊如何被保密、跨機關如何協作，以及如何把當事人的安全與尊嚴視為執法品質的一部分。   二、二次創傷是怎麼發生的：從「程序」到「互動」的層層堆疊   二次創傷（ secondary trauma 或 re-traumatization ）常被誤解為「當事人太敏感」。但在警民衝突的高壓情境中，二次創傷往往來自具體可辨識的程序性要素，尤其是當定點茶工作者曾有暴力、剝削、家暴、性侵、童年創傷或移工壓迫經驗時，某些執法手段會直接觸發身體記憶與生理警報。   1. 不對等權力下的「命令式互動」   當警察以命令式語氣要求配合、要求交出手機、要求回答私密問題、要求立刻離開或蹲下，這種互動在一般人眼裡可能只是「公權力行使」，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卻可能喚起過往被控制、被威脅、被迫服從的經驗。尤其當現場人多、聲音大、動作急，當事人的大腦更容易進入「戰或逃」反應，導致語言能力下降、記憶片段化、答非所問，進一步又被解讀為「說謊」「不配合」，形成惡性循環。   2. 羞辱與污名的「象徵性...